中国瓷器通过丝绸之路经由伊斯兰到达欧洲的最早确切时间，至今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目前，我们所能追溯到最早出现在欧洲的中国瓷器图像记录，是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的意大利绘画安德里亚·曼特尼亚的《贤士的崇拜》(约1495-1505) 和乔瓦尼·贝里尼的《神的盛宴》(1514)。这两幅画中所呈现的瓷器传递了一个清晰而又独特的信息：它是可以供奉给神祇的礼物。这与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欧洲人将瓷器与脆弱、女性化、颓废、肤浅等词联系在一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趣的是，东方卡斯珀国王的相貌很像我们国人熟知并喜爱的一个神祇——老寿星。然而，就像所有荷兰黄金时期画作中所描绘的陶瓷一样，我们无法考证这两幅画中出现的陶瓷究竟是中国瓷器还是其他地方出产的仿制陶器。

由于无法理解制作过程，早期的欧洲人错误地认为中国的瓷器一定是由蛋壳、贝壳、骨头或某种液体混合制成的。经过不断的探索研究，直到17世纪上半叶，瓷器制造工序的奥秘才被揭开。代尔夫特陶器中的一种硬质并且没有涂有釉面的红色代陶，在欧洲瓷器制造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终于，历时200多年后，德国在1706年生产出了第一件欧洲本土的硬质瓷器。

代尔夫特陶器的起源及其与中国和中国瓷器的联系

代尔夫特的工匠们将一种正面涂有白色锡釉，背面涂有透明铅釉的马约利卡陶器(majolica) 进行制作工艺的改进，使其能够在质量上更接近中国瓷器，用这种创新方法制作的陶器，在17世纪被称为“荷兰瓷”或“代尔夫特瓷”。当时欧洲陶瓷市场的大半江山都被奇异的中国瓷器所占领。“荷兰瓷”则专心制作那些精美奢侈并绘有欧式风景、历史、圣经、神话场景和家族徽章等的陶器, 所占的市场份额较小。而同一时期的中华大地，由于一场改朝换代的明清战争，许多窑被毁，中国瓷器的制造也因此而停止。1650年左右，欧洲市场的中国瓷器出现了明显的短缺。这一战乱却给代尔夫特陶器带来了新的机遇。代尔夫特各窑对市场的变化反应迅速，从原先只模仿中国瓷器的胎体、但保留欧式风格的图案，变成了同时模仿胎体和图案，新颖别致的器皿热销于市场。由此，代尔夫特“瓷器”接管了荷兰市场，并出口到其他国家。

如上所述，中国瓷器在17世纪的欧洲一直很受欢迎。为了快速适应市场的变化和需求，代尔夫特的工匠们生产了大量具有中国风的陶器。中国风是欧洲人创造的中欧艺术、审美和风格上的一种美学融合。自此，中国风逐渐在欧洲大陆的园林和室内装潢中风靡开来。遗憾的是艺术史学者们对中国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18，19世纪的英国和法国，对代尔夫特陶器影响中国风发展的认识，却被忽视和低估了。

巨型狮首兽足中国风葡萄酒冷酒器

Aronson Antiquairs为您呈现了这款17世纪独特的巨型狮首兽足中国风葡萄酒冷酒器，它是代尔夫特中国风格的完美范例——欧式的外形、功能和中国风的精美绘饰，使这一巨型冷酒器代表了当时欧洲顶级阶层的精致餐饮文化。

过去，因为饮用水不干净，整个欧洲人都喝含酒精的饮料来代替，比如棕色的、未经过滤的、低酒精含量的啤酒。尤其在欧洲北部，饮用葡萄酒是高阶层身份的代表，而啤酒更多的是一种普通人的饮料。在17世纪的荷兰，作为餐饮文化的一部分，宴会都会使用精致的器皿来装饰。通常，在准备上酒之前，仆人们会把酒瓶放入盛满冰或冷水的冷酒器中起到冷却的作用。皇室举办的宴会使用的都是银器与代尔夫特陶器。本文所介绍的冷酒器，就是在宴会中炫耀、彰显主人的财富与品位，以获得惊艳宾客为目的。

自1680年以来，出于经济上的原因以及作为一种质量的保证，尤其是在对外出口中，工匠们会把窑场所有者的首字母或窑场的名称标志于代尔夫特陶器上。但并不是所有的器具都有标记，其中包括许多这一时期生产的贵重而特殊的器皿。例如本文所介绍的葡萄酒冷酒器就没有标记。但我们根据许多的风格细节来推断，几乎可以肯定此器是由De Grieksche A设计、绘制和制作的。

首先，这一葡萄酒冷酒器，很可能是一整套葡萄酒具的一部分。可以想象，这一整套的酒具因其高难度的制作工艺而十分昂贵，它很可能由皇家宫廷或其所在圈子定制的。其次，De Grieksche A是少数几个有能力生产如此巨大而高质量器皿的窑场之一，而该窑在1686年至1701年归Adrianus Kocx所有。另一个已知的冷酒器（见图三），其大小和形状都与本文所介绍的相似，绘有不同的图案却没有标记。非常可惜的是此冷酒器目前依然下落不明。

Aronson Antiquairs所拥有的冷酒器画面把仕女图、顽童、八宝、松树、牡丹、梅花、莲花、铜钱花纹和欧式口衔圆环的狮首手柄、脚踏象征权力圆球的兽足、在略呈扇形和多边的椭圆形身体的完美融合，成为西方巴洛克风和中国风的杰出代表。

这些所有的特征，连同巴洛克垂纬花纹与内部所绘葡萄纹饰，完美地契合了De Grieksche A在Adrianus Kocx管理下的风格 。其中的相似之处可以在图四中标有AK的冷杯器上找到。葡萄酒冷酒器和冷杯器是根据当时最流行的时尚而定制的，可以与巴洛克风格的室内装饰遥相呼应。

参考文献：

于1685年，他被逼离开法国。因为马罗特和他的家人都是法国新教徒，他们被逼移居至荷兰。早在1598年4月13日，法皇亨利四世签署了《南特法令》，保障新教徒的宗教自由，为经历过多年内战的法国带来了和平。可是，在1685年，路易十四屈服于政治压力，把《南特法令》撤销。取而代之的《枫丹白露法令》规定法国只容许天主教信仰。政治镇压和暴力逼害使不少法国新教徒逃往荷兰和英格兰等地。他们之中包括才华洋溢的设计师、艺术家和工匠，他们也把自己的风格带到收容他们的新家园。

在荷兰，马罗特受奥兰治威廉三世的表兄弟和前法国大使的委托在Slot Zeist设计公寓。然后，他被省专员的委托负责罗宫（Paleis Het Loo）的室内设计。马罗特在Jean Bérain这位法皇路易十四在哥白林染织厂工作的御用设计师的作品之中汲取灵感。

Bérain风格以阿拉伯式花纹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穴怪幻想图像闻名。他的设计采用花卉图案，结合了植物与人类和动物形态，从中可以看出少许洛可可风格的端倪。马罗特的天才在于他能够透过奢华的巴洛克表达方式去把法式风格融入荷兰室内设计当中。

在1689年，英格兰国皇詹姆斯一世把皇位传给玛丽和她的配偶，玛丽伉俪也搬到英格兰。作为玛丽女皇御用的设计师，马罗特跟随皇室到英格兰工作。在1694年到1696年间，马罗特住在英国，负责汉普顿宫的室内装饰，设计新家具和花园。他也可能协助或参与邻近的大宅和宫殿的室内设计。马罗特在当地工艺和设计的影响深远，所以他经常被推崇为英国风格的鼻祖。美国作者和记者Walter A. Dyer表示：「马罗特协助英国人摆脱了地方主义的品味，走向更加豪华和华丽的风格。」

无可否认，许多最特别的代尔夫特陶器具有马罗特的独特风格。代尔夫特陶器之中和马罗特设计最相似的作品是由皇室及其圈子委托当时最负盛名的Grieksche A工场制作。我们虽然不知道Grieksche A工场的拥有者Adrianus Kocx和马罗特有否合作，但马罗特很有可能为Grieksche A工场创作了一些设计。不幸的是，现存的代尔夫特陶器作品中，很少看见可以认定为马罗特创作的设计。他最为人认识的作品就是他创作的雕刻版画。在1892年，他创作的碟子由Ersny Wasmuth汇聚一起，记载在《Das ornamentwerk des Daniel Marot》一书中。这本书帮助美术史学者把马罗特的影响，追溯至一系列的工艺品、绘画和室内设计之中。举例说，两个烧上Adrianus Kocx标记的蓝白色短瓶颈瓶子上的两个浮雕穴怪面具，展示了马罗特的独特风格对Grieksche A工场出产作品的影响。

从1724年到1757年，一对椭圆形的碗状容器，附有「CK」标记代表金属锅（Metaale Pot）工场的拥有者Cornelis Koppens，展现出不少马罗特的设计特色。作品与马罗特的雕刻有许多相似之处，手柄的形态是狮子的面貌，狮口中扣住环，器皿的底部嵌上四只狮脚。马罗特的创作意念，显然是来自法皇路易十四年间的类似银器。

此外，许多代尔夫特陶器的装饰灵感都来自马罗特的作品。这一对咯什米尔色调的花盆让人联想起马罗特的丰富巴洛克风格，椭圆形的标记以叶状图案，鲜花花环和规则图案装饰，内附文字交代出产年份和情况。这两个花园器皿是Pieter Adriaensz主政期间制作，Kocx是1701年至1703年Grieksche A工场的拥有者，及后再1703年至1722年间由遗孀Johanna van der Heul承继。有趣的是，这件作品正是由他的父亲和之前的所有者Adrianus Kocx一同制作的。在荷兰罗宫挖掘出来的文物包括类似形状的花瓶的碎片。因此，这类型的花园陶器很有可能是由马罗特自己设计的，工匠在马罗特和Adrianus Kocx过世后继续使用相同的模具去生产陶器。

马罗特的版画也为代尔夫特陶器在宫廷和家居展示的方式提供了重要的线索。这些版画鼓励人们在家中的不同角落，尤其在客饭厅，展示和使用代尔夫特陶器，版画也鼓励用家在橱柜等传统的地方以外，甚至是私人房间展示陶器。马罗特也是个家具设计师，所以还设计了美丽橱柜放置精美代尔夫特陶器，家具和陶瓷互相争艳斗丽。马罗特的设计之中，一个基本装饰元素是装饰品的配搭。从他的版画中可以看出，在夏季的几个月里，多个花瓶将被放置在壁炉中，而较小的花瓶将被放置在橱柜顶部、门的上方或壁炉台上。

当威廉二世驾崩后，马罗特回到了荷兰，他在那里一直生活到1752年去世。即使在他过身后，代尔夫特的陶器工匠继续以马罗特的风格制作陶器制品。他的作品仍然是当时欧洲设计师之中，最全面和多样的设计之一。

陶瓷和蓝色的历史渊源和中东有极大关系。我们可以追溯至早期的中国炻器和瓷器生产，当时，钴矿石在今天伊朗德黑兰南部的卡尚出产。商人以这些矿石和青瓷交换。青瓷在阿拉伯地区相当受欢迎。青瓷被当地人认为有侦测有毒食物的功能，直到今天，不少阿拉伯人依然相信青瓷在与有毒食物接触时会「冒汗」、变色、甚至断裂，有效地警告用家。

因此，中国生产的第一批出口的瓷器可能是为阿拉伯世界制造的。中东出产的陶瓷因为在较低温度下烧制，所以仍然多孔不防水，并不太适合用作餐具。从8世纪和9世纪开始，在发明瓷器之前，中国人制作美丽的炻器，几乎半透明和雪白的颜色，或涂上了橄榄绿色的釉，成为青陶瓷。因为青陶瓷大受欢迎，大量进口之余，在9世纪的伊拉克的陶器工匠也模仿制作。陶器涂上了白色锡釉，和透明铅釉有所不同，但却非常适合涂上装饰。伊朗工匠也模仿制作这些白色的陶器，也涂上了丰富多彩的装饰。

在9世纪，伊朗陶器工匠使用钴蓝色来装饰无色的碱釉。他们发明了一种由石英，白土和钾碱或苏打混合物制成，更薄更白的玻璃器皿，并在玻璃器皿涂上了这种釉料。到了10世纪，他们还使用氧化铜生产出一种明亮的绿松石色釉，或加添了锰去制作一种红紫色的釉。因为中国人长期以来都出产货物用作对外贸易，所以擅长为产品作出改变，照顾顾客的口味。中国工匠意识到中东顾客喜爱蓝色的陶器，所以他们就开始在中国的炻器上涂上钴蓝。

为了适应了阿拉伯市场，器皿的装饰画上来自希腊的老鼠叶的树叶。而且，富有中国和佛教特色的装饰也相当常见，因为这些异国风情令陶瓷更受欢迎。在中国的元朝（1281–1368），中国出产这种瓷器供应阿拉伯近东地区，这些产品也首次抵达欧洲。

在欧洲，「Cobalt」（钴）这个名称，来自德国传说中的矿场精灵（Kobold），是铜矿的副产品。当冶炼钴矿石时，会产生有毒的砷，因此矿工都会敬而远之，钴也因而得了一个恶名。当初，他们未曾认识到钴是一种有用的物料。素胎状态的陶瓷器涂上了灰色的氧化钴，经过烧制后变成美丽的钴蓝色。

从14世纪初到15世纪初，来自波斯撒那威（Siraf），伊拉克巴士拉（Basra）和阿曼苏哈尔（Sohar）港口的商人以钴蓝为交换媒介，选购最上乘的中国工艺品，前后为期一世纪。当葡萄牙人以及后来的荷兰人来华进行贸易，虽然中国瓷器产量因而上升，出口质量却比以往下降。

中国青花瓷也促进了中东地区的陶瓷生产。中东出产的陶瓷模仿中国瓷器，工多艺熟，中东成为了中式陶瓷仿制品的专家。在17世纪，当中国的生产因为民变而停顿时，伊朗陶瓷就以「中国陶瓷」的名义被荷兰和英国商人出售。在伊斯兰征服之后，伊朗的锡釉和彩色陶瓷沿着非洲北部海岸传遍至西班牙南部。这些陶瓷制成品被在意大利大陆和西西里岛的工匠模仿。西西里岛有一个庞大的穆斯林社区，甚至可能雇用来自突尼斯的穆斯林工匠。由于锡从英国进口，锡釉陶器在当时的意大利一定相当昂贵。初期的产品，好像受中东影响的药瓶（Albarelli），仍然清楚地看得出它們与阿拉伯陶器的渊源，但不久之后，常见的意大利器皿开始成为主流。

意大利锡釉陶瓷一开始就具有装饰功能：许多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物件都会烧上铅釉。随着工匠开始使用其他颜色来装饰这种陶器，以「马约利卡」（Majolica）为名的陶器开始为人认识。今时今日，马约利卡陶器依然着名，它的名字可能来自西班牙马略卡岛（Mallorca）。在15世纪中，马略卡岛是在瓦伦西亚（Valencia）和马拉加（Malaga）制造的许多摩尔锡釉陶器的转运站。

最早期的中国瓷器通过丝绸之路来到欧洲。这些产品非常珍贵，通常以金或银装饰，使其更加美观，也具有保护产品的功能或改变产品的用途。已知的例子中，有的花瓶用作水壶。以镀银装饰的Gaignières-Fronthill水壶是13世纪晚期一种中国青花瓷花瓶，正是一个好例子。在H. Couts的書中第64页的第73号插图有所记载。

直到15世纪，当葡萄牙人开始通过海上贸易把更大量的瓷器送到欧洲，瓷器才被广为人知。瓷器成为皇室收藏品，或仅仅作为礼物交换，并没有在欧洲社会各界广泛流行。从16世纪开始，瓷器更趋定期地进口欧洲。于1517年，第一批商船抵达欧洲，在1522年，葡萄牙政府已经下达命令，商船中三分之一货物必须是瓷器。那时，中国瓷器已经开始反映出欧洲在装饰和设计风格上的品味。然而，葡萄牙人并未能以后来居上的荷兰人的规模大量进口瓷器，所以瓷器在当年仍然是奢侈品，只是葡萄牙皇室可以享用。荷兰的庞大海上贸易最终使瓷器价格下降，富有的荷兰资产阶级也能购买瓷器用作装饰家居之用。

最着名的「饭桌」要算是位于巴达维亚（今天的雅加达）的东印度酒店（Hotel des Indes）的盛宴，包括差不多60道菜。可是，印尼菜在17世纪其实并未在荷兰流行，荷兰人一般都不认识「饭桌」，所以这个称呼应该不正确。在现存陶器品之中，这些特色形状的小盘子一般称为「果酱盘」。它们用作盛载甜点和其他干果和以白兰地腌制的夏天水果等等。

这些小盘子通常在下午茶时间使用，用作盛载甜点。在17世纪的末期，荷兰人开始泡制茶和咖啡，珍贵的茶叶由荷兰东印度公司（VOC）从中国进口。 那个时候，荷兰商船来回需时多达两年。初期，喝茶是一种奢侈和高尚的嗜好。荷兰东印度公司偏向进口其他货品，例如黄金、丝绸和瓷器，而进口茶叶的数量却非常少，所以茶叶价值不菲，并非一般普罗大众可以负担。 喝茶的习惯越来越流行，富贵人家也透过添置与喝茶有关的器具去显示他们高贵的品味。为了应付这个需求，代尔夫特的陶器工场开始制造美轮美奂的的茶点器皿，用作盛载不同的美味茶点。最精美的下午茶必须包括精致的甜点盘。例如，在1680年代，在波希米亚的洛布科维茨王子（Prince Lobkowicz）文策尔·斐迪南（Wenzel Ferdinand），向金属锅（Metaale Pot）工场的东主Lambertus Cleffius订制一套精美的甜点盘系列。其中现存的125件器皿是一套蓝白色式样相配的甜点盘，每件都展示洛布科维茨家族的皇冠字母徽号。

这两个精致的蓝白色扇形的甜点盘大概在1690年制成，而每件都有蓝色的孔雀（Paauw）工场标记，可说是一种新消费文化的印记。 盘子上的装饰是一只站在石洞旁边的鹤，并在两朵高大而在盛放的牡丹和叶茎下面，深受中式瓷器的影响。它们原来共8件，环绕位于中央的第9件的星形盘子合组而成一个系列。这些精致的小盘子盛载着糖桔子皮、糖衣坚果和瓜子，有时候更有梨子和榅桲果酱，蜜饯姜糖、栗子和茴香等等。在17世纪从巴西和加勒比海大量进口的蔗糖令这些甜点得以流行。更精炼的糖精渐渐取代了蜜糖，加强了不同甜品的味道。

这些盘子组合很可能受到日本茶道器皿的影响，因此模仿日式器皿精致小巧的形状。欧洲大约在1670年左右接触日本的设计。在17世纪这个时期，荷兰东印度公司买入了少量日本瓷器，并不能应付庞大的需求，所以代尔夫特陶器工匠就把握机遇，制作受日式器皿启发的甜点小盘子。在日本，一系列的小盘子用作盛载怀石料理，是茶道仪式前的一场盛宴。时令食品都经过精心挑选和准备，旨在增强味道和体验。这一套蓝白色的扇形盘子，附有为Samuel van Eenhoorn，也是Grieksche A工场的东主而烧上的标记，展现了当年西方社会受东方的魅力深深吸引。这套中国风的设计的构图是一位中国男士举起一幅旗帜，而一位在花园围栏旁女士则手拿着扇，也有如意图案点缀。

除了这些一套9件的精美甜点盘以外，代尔夫特陶器工匠也制造像全盒一样有分隔的甜点器皿，例如蓝白色的八瓣形盘子。它们制造年份大约是1690年，这个盘子4个扇形的小隔围绕着中央圆形部分，全部都以花枝和盛放的花朵作装饰，辅以四点图案，十分热闹。

虽然这个盘子并不是以中国风设计，但代尔夫特陶器工匠也制作不少富有东方色彩的有分隔的甜点器皿。一件具有「AK」标记，也代表1686年至1701年Grieksche A拥有者Adrianus Kocx的蓝白色有分隔的甜点盘子就是一件极具代表性的作品。这件作品的装饰就是Kocx式风格的完美代表。中央圆形部分画上了蓝底，配上中间两朵牡丹花图案和旁边的树叶图案，被犬牙交错的三叶草图案围绕四周。而四个扇形的分格则交替画上了孔雀和老虎的图案，以花丛作承托，并由如意、花卉和树叶点缀的边陲包围着。

进口茶在下一个世纪继续在欧洲流行，而且价钱更趋于大众化。茶很快地变成了利润最高的进口商品之一。 在18世纪中叶以后，社会各阶级都有喝茶的习惯，是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18世纪末期，差不多每一个家庭都有一套茶具，可是，甜点盘子因为制作昂贵，所以仍然十分珍贵，在荷兰代尔夫特陶器的历史中虽然昙花一现，但却是时代的瑰宝。

无论是玛丽女王还是英荷两国的贵族，他们的花瓶都由代尔夫特制造和供应。大约在1700年，代尔夫特城拥有超过30个陶器制造商。从各种陶器上标志可已判断，其中最少5个窑厂出产有喷孔口的花瓶。不同窑厂出产的喷口花瓶，形状变化也很大。最早的代尔夫特花瓶的样式取材自现成的东西，例如金属制的冷藏箱。也有可能是工匠从1650年左右在法国讷韦尔（Nevers）制作的有喷口或孔的简式花瓶中获得了灵感。这些讷韦尔的花瓶是以当时的银瓶作蓝本，甚至取材自12世纪的波斯花瓶。这些早期的代尔夫特花瓶都以椭圆形容器作底座，配上两个狮鷲形状的手柄。

在1680年左右，代尔夫特陶器工匠推陈出新，扩充其出品的种类。 他们开始开发新式样的花瓶。最常见的类型要算是放置在桌上的花瓶，一种以盖碗和篮子组成，另外一种是以堆叠圆形盆子组成。代尔夫特陶器工匠制作了蓝白色的产品，也有彩色花瓶，例如这个「咯什米尔」色的花瓶。花瓶有五个喷嘴，上面画着花枝和钻石形的图案，从瓶身伸延出来。瓶身两边都画有一个椭圆形的中国丘陵河景。从1680年到1740年，代尔夫特陶器商都出售有多个喷嘴的扇形花瓶。最初，这些五个喷嘴的花瓶只有一排合共五个扇形排列的喷嘴。这个款式的花瓶在代尔夫特陶器中非常罕见，可是，荷兰的作品却启发不少的英式奶油色陶器（Creamware）和珍珠色陶器（Pearlware）五口花瓶，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英国反而颇为常见。

时移世易，花瓶的形状变得更加复杂，扇形排列的喷嘴数量不断增加，而且花瓶瓶身变得更高。尤其是金字塔形状的花瓶制作得越来越高。这些巨大呈现埃及方尖碑形状的花瓶，由四个或更多球体组成，每件都附有喷嘴，尺寸逐渐减小，一件叠一件向上伸展。它们主要是为荷兰和英国皇室，也就是威廉三世和玛丽二世制作。虽然金字塔形花瓶（Flower Pyramid）一词实际有误差，而在现代术语当中，正确的称呼应该是方尖碑形花瓶（Flower Obelisk）。可是，这两个称呼在17世纪是互通的，当时并无区别。在欧洲，无论是金字塔或方尖碑，传统上都是权力的象征，代表着君主的威望和荣耀，因此这种款式的花瓶自然是皇室不二之选。除了欧洲元素之外，花瓶上也可以找到来自东方的影响。虽然中国并无出产方尖碑形状的花瓶，但是中国的塔形建筑和这些远在欧洲的塔形花瓶相似之处不少。代尔夫特的陶器工匠和当时不少欧洲人一样，被南京着名的陶瓷塔深深吸引。这座位于南京的九层高塔由瓷器制成，每层的飞檐挂着铃铛装饰。南京陶瓷塔和欧洲的塔形花瓶的有异曲同工之妙，陶瓷塔的飞檐对应着花瓶的喷嘴，外形也十分相似。此外，南京陶瓷塔楼高9层，白星（Witte Ster）工厂于1695年左右生产的金字塔花瓶正正也是9层。两者的物料也相似：中国的瓷器和代尔夫特的荷兰陶瓷（Hollandts porceleyn）。

此外，代尔夫特的工匠也制作过小雕像形状的花瓶，相比其他种类的花瓶，这些款式全都独一无二。这些雕塑作品的取材是摩尔人或者是其他东方人，花瓶可能有一个喷嘴或小孔。其中一个代表作就是蓝白色的东方男性小雕像，他光头蓄有小胡子，背着一个肩筐，上面有14个个小孔，用作插上花茎。这件十分特别的小雕像的来源仍然是一个谜团。理论上，他背着的肩筐容易令人联想起其他常见的欧洲街头小贩雕像，例如是Hotteux的尚蒂利（Chantilly）瓷器「一个背着的肩筐的人」（The Man with a Panier，大约在1750–1755年间出产）。原来的尚蒂利雕像描写的可能是戴着头巾的土耳其人，他的手也没有拿着他的篮子。代尔夫特的作品可能取材自一个类似的中国瓷器，然后由荷兰工匠改成具有插花的功能，不只是一个装饰物这么简单。

正如许多代尔夫特陶器一样，花瓶的形状和装饰反映了流行于17世纪和18世纪描绘异国风情的题材。它们是由陶器工匠操刀结合了中国风和工匠所熟悉的西方或荷兰主题的成果。

不同形态的风车自1050年开始在欧洲各地出现。以水平轴运作的磨坊先于法国和西班牙出现，然后在佛兰德和南英格兰出现。自1180年起， 以垂直轴运作的磨坊在荷兰出现。这个独特的设计使用一个辘轳，所以风车叶会随着最佳风向转动，动力得以最大化。这些新型的风车可以不同的速度转动，而且，风车的多层的结构便利风能在每一层驱动不同的活动。

在17世纪，风力对荷兰黄金时代的经济发展发挥重要的作用。随着曲轴的发明，风车的中轴可以驱动上下的运动，令动力的用途更广泛。风车可以驱动磨坊用作研磨谷物、香料或烟草、在制纸过程中砸碎纤维、锯木、也可配合传动轴为染布房泵水等等不同用途。风车提供的动力，对代尔夫特陶器制造业十分重要，因为驱动磨坊和砸碎的功能促进颜料的生产。风车也改变了荷兰的地貌，风力协助清理低洼地带的积水，帮助荷兰人开垦新的土地。

几幅描写代尔夫特的画作都记载了当地风车遍布的风貌。画家Hendrick Cornelisz. Vroom（1562–1640）的作品「代尔夫特风景」（大约1615年完成）中，描写当时从西北方向眺望代尔夫特的风景，可看见最少有8个大小不同的风车。画家Daniel Vosmaer （1622–1669） 的作品「代尔夫特港口」描写1658年至1660年间代尔夫特的风景，城市内的石磨坊和磨坊塔都在这幅画构图的中央。画中的石磨坊是 Rouaan工厂的一部分。这个磨坊源自中世纪早期的一座磨坊塔，位于代尔夫特城南部的Bastiaensvest，也是城池防御工事的一部分。在画中可见的城墙底层的木制的建筑在荷语叫做「Aardewasserijen」，这些在水源旁边的建筑物是用来净化黏土的设施，黏土经处理后会成为陶泥。在左边，一堆堆白色的黏土有待处理。两艘船在海港停泊，可能是在供应制作釉所需的原料：木材、黏土和矿石，也可能是在等待代尔夫特陶器被运上船。

代尔夫特曾经有超过15座风车，可是在今天，只有一座名为「玫瑰」（Roos）的风车仍然保留下来。 一座磨坊自1352年一直在凤凰街（Phoenixstraat）这个位置出现，名叫Gasthuismolen。至于玫瑰石磨坊则自1679年建立。直至2015年2月，这个风车继续运作，作用磨谷物、燕麦和斯佩耳特小麦。我们有理由相信玫瑰工场曾经使用这个风车去磨碎颜料和其他物料。

制作成为釉和颜料的原材料被运送到代尔夫特。这些原材料在代尔夫特的工厂经过部份处理，而风车在这个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铅黄（由沙、盐和苏打混合而成）用作一种中性的物料来制作白色的锡釉和透明的铅釉（Kwaart）。 铅黄和制作锡釉的混合物（包括深蓝色粉末颜料、铜填充剂和锡灰）被放在烤炉中。铅黄被融化加入混合物，这两种物料在烧制陶器时也一同被加热。锡釉和能渗漏的的铅黄然后被运送到风车魔方中磨碎。

白色铅是铅釉所需的原料之一，而风车就是取得白色铅的重要工具。铅氧化物的白色粉末经过风车磨碎，再加上白垩形成圆筒形的白色铅。这种物料叫做「Goudglette」，加上铅黄、钾盐和盐，是放在烤炉底部的合成物，处理手法和锡釉一样。冷却以后，釉物料的硬层会被运送到风车磨成粉末。把釉磨成粉末的程序可以在工厂以马匹驱动的磨坊进行，而磨坊的中轴有一匹或多匹马驱动。马匹被绑上背带，推动木条围绕着驱动磨坊的中轴行走。一些19世纪的印画描写马匹驱动磨坊的运作模式。Ham工场是代尔夫特其中一家拥有这种磨坊的陶器工场。 代尔夫特城的大型风车也负责磨碎釉的工序。这些风车磨坊由一个直立的圆形大石在一块水平的大石的边缘运转。这些大石重约5至7吨，把矿石和石块磨碎成石灰、红土和黄色的赭石。为了防止不同的颜色混合，磨坊有不同的大石（一些磨坊甚至拥有合共四套大石），储存在封闭的房间之中。这些房间常常以处理的最主要的颜色而命名，例如「铁红室」、「黄室」和「毒室」。「 毒室」顾名思义，可能用作准备带有毒性的颜料，例如白色铅和氧化铜等等。

这些磨坊也准备不同的颜料。这些颜料荷语称为「Kleine verven 」是小颜料的意思，因为工场使用的数量相对蓝色、白色的锡釉和透明的铅釉都少，所以制作的数量也不多。红色颜料的原料为亚美尼亚红土，因为在18世纪使用的铁红不能抵受烤炉的高温。其他颜色则是金属的混合物，例如绿色的氧化铜、棕色的氧化铁、紫色的氧化锰、黄色的锑和蓝色的氧化钴。 氧化钴混合了玻璃去取得蓝色的效果。氧化钴不可以与水或油混合，但却可以在高温与玻璃混合。这个冶炼的产物最后被磨碎而成精细粉末。最后，这些粉末会融入水中制作成液体颜料。

另外一座名为「孔雀」（Paauw）的风车被特别称为白磨坊（Witmolen），与其他的颜料磨坊（Verfmolen ）有所不同。孔雀风车位于代尔夫特的东面，在Kromme Wetering和 Pijnackerse Vaart两条水道的交汇处， 和其余3座白磨坊一样都位于这些水道附近。这个由风力驱动的白磨坊用作为几家包括孔雀（Paauw）和三钟（Drie Klokken）等代尔夫特陶器工场磨碎原料。不同的工场合资拥有一座风车或磨坊在当时来说十分常见。举例说，在1775年，这座风车促成了三家制造商，分别是三钟（Drie Klokken）、瓷壶（Porceleyne Lampetkan）和瓷碟（Porceleyne Schotel）的合作，分享风车这个重要资源。

另外一个对代尔夫特陶器工业十分重要的磨坊就是Grieksche A磨坊。 它位于代尔夫特城以外在Kromme Wetering水道附近，属于Grieksche A工场的一部分。起初时，Wouter van Eenhoorn也就是Grieksche A工场的负责人，使用属于Pieter Gerritsz的磨坊去磨碎颜料，但他不太满意其产品质量。 于是，他就在1661年购买属于自己的磨坊，命名为Grieksche A磨坊。在1679年，三瓷筒（Drie Posteleyne Astonne）工场也使用Grieksche A磨坊去准备颜料。两家工场的拥有者，分别是三瓷筒的Pieter Gerritsz. Kam和Lambertus van Eenhoorn，一同协议，磨坊在任何时间都应该准备好16筒的白色颜料、1筒的蓝色颜料和1筒的其他颜料，但我们直到今天仍然不知道其用途。金属锅（Metaale Pot）工场的东主Lambertus Cleffius使用两座不同的磨坊，也就是Grieksche A磨坊和Hollandsche Tuin磨坊，去混合和制作颜料。

^{在17世纪，葡萄牙通过在今天的斯里兰卡、印度和中国的殖民地建立了一个辽阔的贸易网络，而荷兰人只向葡萄牙商人采购所需香料。1580年，西班牙占领葡萄牙，香料商人集中地的安特卫普（Antwerp）也在1585年沦陷。因此，荷兰人必须寻求其他的方法去取得他们所需的商品。荷兰东印度公司迅速地建立了一个国际贸易的垄断生意，在其前后总共200年的历史中，在欧洲和亚洲之间运送过大量的商品。}

荷兰东印度公司由六家办事处组成，每家代表荷兰不同城市或省份（阿姆斯特丹、荷恩、恩克赫伊森、代尔夫特、鹿特丹、米德尔堡）的办事处委派一名代表到中央董事会。船队一般在12月或1月出发，人们称呼为圣诞船队（Kerstvloot），并在下年的6月或7月抵达荷属东印度首府巴达维亚（Batavia，也就是今天的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为了准备遥远和艰辛的航程，VOC船队会在北荷兰特塞尔（Texel）海岸补充含丰富铁质的矿物水，以确保长途旅程中饮用水的水质。当英伦海峡航道安全时，代尔夫特、鹿特丹、米德尔堡等南方办公室的商船在戈尔瑞和米德尔堡海港出发，并和其他北方商船汇合。其他的商船则在特塞尔等待风向转变，乘风驶往苏格兰北岸再南下。在1617年，航海家发现了一条更短的的航道，在顺风航行时，航程由原来的1年缩短至6个月。

非洲好望角是这个远途航程的第一站。商船在当地补充物资和食水，伤病者下船，情况许可时，新水手和以东方为目的地的旅客和官员登船。当风向有利航行时，船会直接驶往远东，其中一些会停泊在今天的斯里兰卡加勒，因為当地的桂皮相当闻名。停泊加勒后，继续向东方航行。在17和18世纪，VOC的货船也会接载乘客。人们到殖民地去探访家人和朋友，或回去荷兰受教育和寻找伴侣。不少旅客甚至移居好望角或巴达维亚殖民地去开展新生活。商船交通也提供了殖民者和欧洲本部的联系，消息从口中传递、或透过日记、报纸和书信传播。

直到在17世纪的中叶，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主要航线和殖民聚居地都比葡萄牙人为多。直到1800年，荷兰人拥有一个辽阔的区域贸易网络，跨越印度洋、南中国海、菲律宾海。那时，因为VOC规模过份扩充，其职员贪污舞弊、不法贸易和盗窃的问题日益严重，组织因而开始瓦解。此外，远东的奇珍异宝不再流行，也加速了VOC的败亡。

取而代之的商品是来自英国的奶油色陶器、来自德国的瓷器和来自法国的丝绸。在加上第四次英荷战争（1780–1784）和法国占领荷兰时期也带来了重大的改变。为了防止法国夺取荷兰殖民地，英国控制了荷兰除了在日本以外的所有在远东的殖民聚居地。当VOC商船到达荷兰的远东贸易的中心巴达维亚，商船除了进行贸易并回程，还会驶往远东各地。VOC商船在回程前可能在亚洲区内航行，为期数个月至数年不等。因应季候风的情况，由巴达维亚开出的商船以扇形的航线航行，到达荷属东印度各地、印度、中国、日本、也门和波斯，进行贸易并获利不少。VOC的船队运载着白银在各商港以作购货付款用途。

来自东方的香料是炙手可热的商品，在欧洲各地、阿拉伯半岛以至远东部分地区都相当昂贵。豆蔻、丁香、桂皮和胡椒用来调味和保存食物。它们也可作药用和化妆品用途。为了交换这些香料，荷兰人得以在印度取得色彩缤纷的印花棉布作为交易的货物，因为东印度群岛的皇族酋长都对白银没有兴趣。在亚洲的贸易航线的第一站是澳门，也是当年中国最大的通商港口之一。在中国，白银可以换取丝绸布匹和丝绸线，在欧洲市场可以获得巨大的利润。荷兰人也进行广受欢迎的中国瓷器和茶叶等贸易。这些在中国取得的货品在日本也相当珍贵，并以铜条来交换。当商船抵达印度后，VOC的职员亦铜条交换印花棉布，铜正是印度当地作用庙宇屋檐和煮食器皿的制作原料。

VOC商船在回程前会在巴达维亚作最后一次停留，把成功在印度采购的印花棉布和中国的土器皿在当地交换可在欧洲获利的香料，包括胡椒、丁香、豆蔻、八角和肉桂，并在秋季拍卖。 直到7月，商船会回到特塞尔和阿姆斯特丹港口，而属于南方泽兰省办公室的商船就会回到米德尔堡的海港。

VOC的商船不仅满载香料而归，更将以前只能通过丝绸之路，从中国东部横穿中亚和中东而抵达地中海区域的奇珍异宝带到了欧洲。当时的VOC进口了大批量的商品销往欧洲，其中最珍贵的艺宝就数来自中国和日本的瓷器。这也是代尔夫特工匠们的灵感来源。其余的商品诸如丝绸丝线，印花棉布，麝香，钻石，红宝石，珍珠，雨伞，地毯，焚香以及备受欢迎的日本漆具。咖啡茶叶以及具有异国情调的动物，植被和水果也是受欢迎的进口商品。乌木和巴西红木之类的特定木材也被进口并用于纺织染料或者是制作木制品。

这些商船也会把当地所需但未能提供货物运往南非、印度和东亚的殖民聚居地。船只运载的石灰岩、云石和欧洲橡木供应殖民地建筑材料所需，而且在航程中物料的重量也可以稳定船身。典型的荷兰食品，例如加盐牛油、乳酪、琴酒和腌制鲱鱼。这些都能为殖民者排解思乡之苦。其他的商品还包括一些贵族阶级的用品，例如假发、玻璃杯、丝袜、女性塑身衣、鞋履、麻布制品、羊毛布料和花边等等。此外，殖民地所需要的日常的用品，例如铁钉、工具、种子、家具等，另有供应南非酿酒业的玻璃樽，以及药物、染料、颜料、墨水、印章腊和纸张也在进口之列。虽然代尔夫特陶器不是一种常见的荷兰出口商品，不少运到殖民地的食品很可能是装在简单的代尔夫特白色陶器之中。1762年至1774年，由Albertus Kiell主政期间，白星（Witte Ster）工场就为VOC代尔夫特办公室的商船供应陶器制品。 这些日常陶器制品虽然难以保存至今，但应该还有一定数目的陶器仍然流传于这些前殖民国家和地区。 虽然亚洲各地博物馆馆藏中代尔夫特陶器物件并不多，但它们可能仍会在不久的将来出现在博物馆之中！

埃克塞特（Exeter）七巧壶是已知文物中最早出现的七巧壶，大约在1300年在法国西部的圣东日（Saintonge）出产。在1899年，这个七巧壶在英格兰德文郡的埃克塞特出土，因而得名。这件文物现在收藏于埃克塞特的皇家阿尔伯特纪念博物馆。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之中，七巧壶主要在意大利，德国，法国和英国以陶器的形式出现，偶尔在其他地方出现由不同的材料制成。到了17世纪下半段，七巧壶开始广受欢迎，产量也随之增加。虽然来自其他国家的七巧壶也不常见，但荷兰的七巧壶却更为罕见。代尔夫特的七巧壶可以追溯至最早的1650年，直到最近的18世纪。七巧壶的受欢迎程度在康熙年间（1662–1722）达到顶峰，就连中国的陶瓷工匠也深受启发而出产青花七巧壶。这些中国瓷器显然是专为荷兰顾客而定制的产品。

在当年的工场和和陶器商店库存清单中，偶尔会提到「Suijgkan」（抽吸壶），这正是七巧壶的行内术语。「抽吸壶」这个名字暗示了七巧壶的「用法」，也就是这个游戏的答案。因为水壶颈的镂空，它不像普通的水壶那样把饮料倒出来。七巧壶除了穿孔的瓶颈之外这一样式外，还以其他形态出现。这个大约在1730年出产，造型独特的一个环形青花壶就是一例。在这个相当罕有的环形瓶身的前后两面都画上一只雉，挂在一个半圆之上。它的尾巴形成一个多叶并盛开的牡丹。略微张开的瓶颈以线条描绘的底座、花朵和三个中央穿孔的圆球装饰。这个不寻常的环形状最早在在17世纪的中下叶由德国的Westerwald工厂引入荷兰。代尔夫特陶器工匠以当年现存的环形瓶作蓝本，另加上镂空的瓶颈，把它变成一个七巧壶。

因为制作七巧壶并不容易，所以七巧壶在当时很可能全都是订制的，而现存的七巧壶都有出品日期。这个蓝白色的七巧壶是于1734年在代尔夫特或鹿特丹制造的。虽然出产日期没有烧在瓶上，但数字却在蓝色瓶颈的镂空装饰中标识出来。圆球形状的壶身画上了钻石形网格图案。壶身的三幅图画分别描绘了一名中国男子穿过一座桥并向一座塔走，一只栖息在开花的树枝的鸟儿，还有一棵开花的植物。小幅的四叶图画交隔着这三幅大图画，这四叶图画分别是栖息在开花植物上的小鸟，以及抽象化的花卉。这件作品的外形也是源自Westerwald的炻器壶，它们在17世纪下半段在荷兰非常流行。

尽管在技术层面上，七巧壶的生产已经具有相当挑战性，这件小巧、多彩和镀金的「小火」（Petit feu）代表作因为其复杂的烧制过程变得更加困难。这个于1730年左右在代尔夫特制造的梨形七巧壶身精美地绘以三翼翅膀的昆虫和一只穿梭在在红色、紫色、绿色和金色花丛间的蜗牛装饰。瓶底附近的蓝色边框以镀金叶装饰。圆筒形瓶颈的镂空设计由三个六角形的铁红色和金色钻石形状格子组成。与底座的颜色和图案相呼应，瓶缘也是蓝色配以镀金装饰。这个七巧壶以混合技术烧制，过程需要烧三到四次。首先烧制成素胎，然后上釉。之后在1200℃的高温之下用「大火」（Grand feu）的技术把颜色烧在釉料上，再经过800℃下烧制一次的「小火」，把其他颜色烧上陶器。如果作品需要镀金，则会再烧制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的烧制工序。

现在，让我们来揭晓七巧壶的神奇用法。器皿内有乾坤，其构造包括中空管状的瓶口，边缘有一个可用的喷嘴和数个形状相似，但纯属装饰并无任何功能的假喷嘴。喷嘴连接到中空手柄，形成一个吸管。可是，这个系统还有隐藏的小孔。如果要成功饮用七巧壶中的饮料而不溢出液体，使用者必须把手指压在小孔上并在有功能的喷嘴上吸啜，产生真空，饮料就会透过中空手柄这个吸管送到使用者口中。如果新手并未遮住小孔，那么就会弄湿自己，娱人娱己。

自1498年以来，葡萄牙已经主导了欧洲和亚洲之间的贸易，这一年，达伽马（Vasco da Gama）发现了通往东方的航道。葡萄牙人把第一批中国瓷器带来欧洲，但葡萄牙对两地贸易的垄断随着英国和荷兰人在1600年左右也想分一杯羹而结束。起初，三三两两的荷兰商人参与对华贸易，但为了限制竞争，荷兰东印度公司（Ver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简称： VOC）于1602年成立，并且独霸市场。荷兰东印度公司进口的大部分商品都是香料，但也包括少量瓷器。于1602年和1603年，抵达荷兰的两大批瓷器分别来自被荷兰收缴的葡萄牙商船。这批货物包括香料，丝绸，麝香和中国瓷器。上以千记的瓷器分别在米德尔堡和阿姆斯特丹拍卖，获利丰厚。自此唤起了荷兰人对中国瓷器的兴趣。与此同时，荷兰东印度公司也开始更重视对华贸易。

这些第一批来荷的中国瓷器被称为「克拉克瓷」（Kraakporselein）。「克拉克」这个名字可能来自当年统称为「Caraccas」的葡萄牙商船。随着中国瓷器开始供应荷兰，对荷兰当地出产的马约利卡陶器产品的需求也相应下跌。由于中国瓷器由高岭土制作，并以高于烧制马约利卡陶器的温度烧制，因此，瓷器不仅非常薄，而且不易断裂，非常适合承受高温液体，非常坚固和耐用。此外，它具有清晰的颜色以及光滑并富有光泽的表面。虽然相比色彩缤纷的马约利卡陶器，中国瓷器的颜色只有蓝白两色，但却不减人们对瓷器的喜爱程度。这些产品来自遥远而神秘的东方国度，对收藏家来说具有特殊的价值。因此，当时的荷兰人认为，中国瓷器比水晶更昂贵。

因为荷兰的陶器工匠缺乏制作瓷器必不可少的高岭土，所以，他们未能制作真正的瓷器。然而，陶器生产商通过不断的创新以振兴当地出产的高端陶器。虽然一些马约利卡陶器作坊决定结束并放弃这一门手艺，但也其他工匠开发其他产品，以开拓新的市场。举例说，有的陶器作坊专攻瓷砖，因为当时的中国并无出产瓷砖进口到欧洲。另一些陶器工匠决定制作廉价的陶器，专营低端市场。这些盘碟的装饰和瓷砖上的设计相似，图案更加现代，但却没有什么创新。虽然这些新产品并称不上完美，然而因为当地制品与中国瓷器有明显的价格差异，所以还是有利可图。

除了关门结业、制造瓷砖、制作低端陶器产品之外，有些工匠决定开始模仿广受欢迎的中国瓷器。虽然他们试图精心模仿并制作东方的瓷器，可是，由于缺乏高岭土原料的关系，他们并没有成功。有些工匠的策略是制作一种外观上难以与与中国瓷器区分的陶器。这就是当年被称爲「代尔夫特瓷器」（Delffse porceleyn）的起源，今时今日，这些模仿中国瓷器的“荷兰瓷器”被称作荷兰代尔夫特陶器。

受到明万历年间（1573–1620）来自中国瓷器的启发，自17世纪到18世纪初，代尔夫特陶器工匠制作了不少用于餐桌和装饰的高仿真中国瓷器的陶具。不过，荷兰当地的工匠也有对他们的制品作出修改，调整了配色图案和装饰类型。无论是中国的瓷器，还是在代尔夫特出产，具有克拉克风格的陶器，都有边框都有道教或佛教的图案交替花卉或寿桃图案围绕。
器皿中心的装饰通常绘有鲜花、水果和珍贵动物例如瓮、孔雀、水鸟或鹿等等，或是描绘中国人物和事物的一幕。虽然早在17世纪初，马约利卡陶器上已经出现了具有克拉克瓷器风格的边框。到了17世纪中叶，代尔夫特陶器上更是常见这个克拉克瓷器的特色。因为当时中国明清的交替干扰了瓷器的供应，代尔夫特陶器顺理成章成为替代品。因此，也保留了不少中国的万历年间瓷器的特点。

麒麟如龙一样，由不同动物的属性及特征合而组成——鱼鳞、麋身、马蹄及牛尾或狮子尾。麒麟的头部则由羊、狼或龙，拥有一或两只角的动物而成。对于西方人来说，麒麟是一种看似奇怪、危险而且面目狰狞的野兽，但它却是在中国神话中代表吉祥的瑞兽。麒麟象征福禄、仁善、温和及正直。就如凤凰一样，麒麟对待众生万物非常亲切，不伤蝼蚁及一草一木。麒麟的出没暗示圣人或杰出的统治者即将出生或死亡。麒麟最早的记录源于《春秋》。相传孔子诞生当晚（公元前6世纪），麒麟降临孔府阙中并口吐玉书，预言胎儿将成伟人；而当麒麟被猎人以为是不祥之物而亡时，孔子也在不久后去世。

代尔夫特画家们对麒麟的文化意义和神话并不了解，于是避开箇中意义，专注制造异国情调及东方风格的陶器。在蓝白及彩色的彩釉荷兰蓝瓷上都可看见麒麟踪影，但它并不像窈窕淑女「Long Eliza」、顽童「Zotjes」、异国雀鸟、龙和其他典型的中国艺术风格事物那样频繁出现。

在这对蓝底单色金箔瓷碟的中央，长尾麒麟靠近着在山洞后绽放的牡丹，1725年制于代尔夫特城的瓷碟刻有「AR」（即Adriaan van Rijsselberghe），受着日本伊万里燒（ Imari ）所启发的它在18世纪荷兰很受欢迎，代尔夫特陶器工匠便把握机会将它推出荷兰市场。

伊万里焼以深蓝及祭红配以金釉为主调，此颜色组合当时仍未在中国出现。传统的明代瓷器主要以绿釉和红釉为装饰，或是由于中国缺金反而日本充裕所致。麒麟通过中国神话和传说传入日本，随着时间流逝，麒麟在中日两国出现了略有不同的面貌，成为继龙与凤后第三强大生物。

这些花瓶的颜色图案，被称为羊绒调色板，这一对诞生于约1710年的咯什米尔色调、用小凸嵌线装饰的卵形花瓶，盖子上神奇生物置于圆形雕饰上，位于中间的中国风装饰有异国鸟类飞翔，或是栖息于开花灌木丛旁的石头及花枝的图案。这些彩色图案又名咯什米尔调色，最早于1700年至1720年间出现在代尔夫特陶器上。 「咯什米尔」一词源于十九世纪的收藏家，他们注意到富裕欧洲女士梦寐以求的羊绒披巾颜色，与利用「大火」（Grand feu）高温烧制代尔夫特陶器异国情调图案，两者之间的相似之处。
在东方与西方的交汇点，这些作品反映在代尔夫特工匠在知识和艺术环境中不断进化，事实上，代尔夫特工匠们巧妙地结合了一系列的艺术灵感于他们的设计当中。康熙五彩（Famille verte）在17世纪末传到欧洲时，为羊绒色彩的出现扮演关键角色，这些精美的中国设计鼓励代尔夫特陶器工匠改善「大火」高温烧制技术，使颜色变得更为鲜明及创造新色调。经典的蓝调和红调被来自五彩瓷不同层次的绿所影响，黑色也会在五彩瓷上出现但却较少在代尔夫特陶器上应用，少量代尔夫特陶器上的黑釉只用于非小凸嵌线装饰及特别的设计之上，因为黑色难以着于陶器之上，画家经常使用的黑色锰勾勒麒麟，画出拥有绿色头部、铁红色鬃毛和直立的尾巴的躯体。